媒體揭農村大學生貧二代:10人畢業(yè)3人失業(yè)
2015-10-19 10:45:17中國教育在線文章作者:崔玉娟
位于貴州省最北部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南距遵義市區(qū)180公里,北至重慶市區(qū)160公里。出道真,無論是去遵義還是重慶,100多公里的路程,平均要走5個多小時,因為這100多公里,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
道真是國家級貧困縣,但是在道真,老百姓有一句俗話:就算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讀書。讀書,在道真人看來,是擺脫貧窮的最好通道。
走出大山
43歲的陳朝順信奉的是“黃金棍下出人才”,他是道真縣三江鎮(zhèn)云峰村人,對他來說,最遺憾的事情是父親去世早,他上學只上到初中。陳朝順拼盡全力支持兩個孩子讀書。女兒陳誠3年前考上了貴州師范大學,兒子陳果2015年考上了沈陽藥科大學。
陳朝順靠當?shù)氐膫鹘y(tǒng)項目烤煙葉來維持整個家庭的運轉,好光景時,一年收入4萬元。這4萬元要供養(yǎng)母親,保證家庭支出,支付一個大學生、一個高中生的生活、學習費用,基本是入不敷出。女兒現(xiàn)在已經有2.4萬元的助學貸款需要還。
陳朝順說話干脆,當陳果在8月22日收到老師短信,得知考上沈陽藥科大學后,陳朝順的第一感受就是:“這幾年沒白上。”
3年前,陳果以570分的高分考到道真中學,期末考試“只考了530分”,陳朝順在大街上就下手打陳果。陳朝順太清楚貧窮的滋味了,他希望孩子們能走出大山,希望“他們以后過好一點的生活”,而讀書,在陳朝順看來,是最好的一條路。
從道真縣城到陳果家,車程需要1個小時,還有很長一段路沒有通公交車,需要步行走山路回家。為了讓陳果能專心學習,陳朝順在縣城租了一間房子,陳朝順的母親在出租房里照顧陳果的起居,盡管房租占用了很大一部分生活開支。
高三時,為了改善學習環(huán)境,陳朝順又增加租房支出,換了一個條件好些的房子。一年的房租就是5000元。
云峰村書記明躍告訴記者,云峰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4500元,屬于國家一級一類貧困,但是教育問題,“逢會必談”。老百姓的共識是:“讀書是一條好出路。”
在陳果就讀的道真中學,2015年的高考中,畢業(yè)生文化成績一本上線324人,二本上線603人,本科上線率為60.24%,600分以上15人。
這個成績對于當?shù)貜氖陆逃娜藖碚f并不意外。道真縣教育局一名干部說:“這里的學生都很拼,住校的學生晚上老師都要催著放下書本早休息。”
阻止貧困的代際傳遞需要更多力量介入
陳朝順說,如果兩個孩子將來想讀研究生,他一樣支持他們,沒有錢就去貸款。為了孩子的學習,他毫不猶豫,無怨無悔。但是,這意味著更大的經濟壓力,更辛苦的生活。
張平也是2015年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雖然考上大連民族大學,但是她不想去上大學,因為媽媽身患癌癥,現(xiàn)在還在化療中。
張平如果去讀書,會給家里增添巨大的經濟負擔,關鍵是媽媽沒有人照護。父親和哥哥常年在外打工,供養(yǎng)她上學和母親看病,F(xiàn)實的殘酷,母親的病情、親人的思念,讓她柔弱的肩膀不堪重負。
2015年年初,《人民日報》刊文指出,在中國已經發(fā)生了貧困的代際傳遞,產生了“貧二代”:“貧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并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一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如果不想辦法改變這一情況,貧富差距便會趨向穩(wěn)定化和制度化,成為一種很難改變的社會結構,社會階層流動通道也將被嚴重堵塞。”
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委托有關單位開展的一項針對1200名接受過資助的貧困學子的調查顯示,受資助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困難,呈現(xiàn)“常態(tài)化貧困”趨勢。從困難類型上看,父母雙方均有收入來源的家庭占61.7%,其中大部分是父母雙方務農(46.3%);32.3%的家庭僅靠父母其中一方的職業(yè)收入;另有6%的子女,從父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經濟支持。家庭供養(yǎng)率(家庭人口數(shù)與家庭勞動力數(shù)比值)高,平均值達到2.85,意味著1個勞動力要供養(yǎng)接近3個家庭人口。而致貧因素上,職位收入低是主要因素,家庭變故位居第二。即使父母雙方都有工作,家庭的收入依然處于較低水平,成為一種“常態(tài)化貧困”。
在調研中,有學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沒機會。”這份調研報告指出:“機會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機會。他們曾經將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現(xiàn)實是這條路越走越難,不少專家認為我們的教育體制已逐漸失去了承載階層流動的職能。”
中國社科院發(fā)布的《2013年應屆生就業(yè)調查報告》顯示,從畢業(yè)生的城鄉(xiāng)來源角度分析,農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畢業(yè)生成為就業(yè)最為困難群體,失業(yè)率高達30.5%。
農村貧困大學生是“貧二代”中頗引人關注的群體。高失業(yè)率意味著大學4年的書本知識并未給他們帶來一份體面的工作,意味著他們無顏面對父老鄉(xiāng)親,意味著“貧二代”中本來最有希望依靠知識改變命運的這一部分人,他們的夢想還未出發(fā),在現(xiàn)實面前就已折戟。對受調查的受資助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而言,很多情況下上大學需要以犧牲父輩的生活為代價,背負著整個家庭甚至家族的期望,壓力頗大。盡管如此,不少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還是通過繼續(xù)求學加深專業(yè)知識的深度和廣度,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因此,相關人士呼吁,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介入,阻止貧困的代際傳遞。
共建社會信心
陳朝順希望陳果畢業(yè)后能夠回到離自己不遠的地方工作,在他看來,養(yǎng)兒就是要防老。
事實上,在道真縣,很多靠讀書走出大山的年輕人又回來了。他們大多不會回到貧困的農村,更多的是在縣城找一份體面的工作,但內心充滿感恩。這種回饋的心態(tài)在接受過資助的孩子身上表現(xiàn)尤為突出。
“國酒茅臺·國之棟梁”希望工程圓夢行動大型助學公益活動是迄今為止,國內愛心助學活動中捐助金額最大、受資助人數(shù)最多、覆蓋面最廣的公益舉措。茅臺集團從2012年起,每年捐資1億元,攜手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幫助農村貧困家庭學子圓夢大學。道真縣是茅臺集團的對口扶貧縣,2015年,茅臺集團資助該縣300名貧困學子圓大學夢。
2015年7月,北京大學公共傳播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和安平公共傳播公益基金為該項目作影響力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助學行動已經幫助受資助學生在諸多方面發(fā)生改變,貧困的先賦影響已經在受資助學生身上得到有效地消弭,助推他們成功地進入大學,實現(xiàn)“鯉魚跳龍門”這一關鍵一跳。受資助學生的信心指數(shù)的提升,將會帶給學生對于學習、生活以及自己未來的強大動力。
調研的主辦方同時發(fā)布《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社會發(fā)展信心指數(shù)》白皮書。根據(jù)該白皮書,社會發(fā)展信心指數(shù),指通過諸多指標的綜合測量,指向受資助大學生對自身未來發(fā)展以及社會發(fā)展的信心。指數(shù)能夠揭示受資助大學生群體處于的具體生活環(huán)境和其對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發(fā)展態(tài)度和信心。
調研主辦方對受資助學生的家庭情況、學業(yè)情況、心理健康、社會支持、未來發(fā)展、戀愛狀況、資助效用、愛心傳遞等諸多方面進行測量,通過系列的加權和匯總計算,得出90后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社會發(fā)展信心指數(shù)為80.4分。
根據(jù)調研,父輩的職業(yè)分化、民族差異、生源地區(qū)別、學校所在地的不同、在東中西部地區(qū)之間的流動方式、年級的增長,都沒有在學生的社會發(fā)展信心上造成明顯分歧;甚至在經濟狀況稍好與稍差的家庭之間、在完整家庭與不完整家庭之間、在農業(yè)戶籍和非農業(yè)戶籍之間,受資助學生均表現(xiàn)出大致相同的對社會發(fā)展的正向判斷和積極態(tài)度。“換言之,在社會信心這個問題上,沒有哪一個子群體明顯落后”。
調研的組織者認為,一方面,社會整體的快速前行和流動機會的多樣化,在普遍意義上給了當代大學生更充分的社會信心;另一方面,對于貧困家庭大學生的社會資助,在相當程度上彌合了由于先賦因素帶來的現(xiàn)實生活中的鴻溝,也極大程度地、整體性地提升了受資助學生的社會發(fā)展信心水平。
該白皮書指出,提升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的社會信心,不僅僅是依靠單一的某個主體,而是需要社會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ヂ(lián)網提供了一個連接的平臺,需要通過互聯(lián)網實現(xiàn)多元主體的協(xié)同合作,打破階層的固化,促進社會的流動,提升社會發(fā)展的信心。受資助貧困大學生不僅自身參與協(xié)同合作中,還可以帶動更多社會主體的參與,促進更多社會資源的傾斜。這不僅能夠提升受資助貧困大學生本身的社會信心,更能夠提升社會各個階層的社會發(fā)展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