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百家]1928：新文化危機中的魯迅

　　1928：新文化危機中的魯迅

　　李新宇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新時代。遣憾的是，這一指向現(xiàn)代文化目標的偉大嘗試并沒有持續(xù)太久，就開始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沖擊，因而由主流進入邊緣，又由邊緣成為地底的潛流。這一過程使真正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每當念及就慚愧得無地自容。因為面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化流變的歷史，一種詰問無法回避：當新文化面臨危機的時候，承載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究竟哪里去了？他們做了些什么？有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這個問題嚴重影響著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形象，影響著人們對２０世紀中國文人的整體認識和估價。值得欣慰的是，只要穿越種種屏障回到７０多年前的歷史現(xiàn)場。人們就不難看到，當五四新文化面臨危機的時候，那些真正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們雖然面對著大面積的背叛而勢單力薄，卻進行過艱難的守護和抵抗。２０年代末的中國文壇發(fā)生過幾件大事，比如：魯迅與“革命文學”倡導者之間的論爭；胡適與新生的國家權力之間的沖突。由于長期以來歷史敘述的狹隘視角，胡適和魯迅往往被分別置入兩個不同的陣營，因而這些大事在新文化運動史上的意義被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只要超越唯階級論的狹隘視角，就會清楚地看到，那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在不同的戰(zhàn)場上為保衛(wèi)新文化而進行的艱苦努力。當五四新文化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他們被迫進行一場保衛(wèi)戰(zhàn)。在這場保衛(wèi)戰(zhàn)中，正是魯迅打響了奮起抵抗的第一槍。

　　一

　　五四新文化的危機首先來自國民革命高潮的興起。雖然國民革命的領導核心國民黨中不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但是，國民黨的指導思想?yún)s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存在著矛盾。國民黨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其指導思想，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是不一致的。人們一般把孫中山稱作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但是，這位所謂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并未完整接受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體系，而是更多地繼承了本土的傳統(tǒng)遺產(chǎn)。而且，作為一個志在行動的革命鼓動家和組織者，他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綱領能夠為更多的國人所接受，就不能不在思想和言論上迎合大眾所承載的傳統(tǒng)。

　　正因為這樣，孫中山支持學生愛國運動，也看重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影響力，卻并不贊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取向和價值選擇。在論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對力量時，人們往往更多地注目于文化界的保守派，但是，只要認真面對歷史，就應該承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林琴南或梁漱溟，而是來自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五四新文化精神與孫中山思想的主要分歧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人為基本出發(fā)點和最高價值尺度，新文化的意識核心是人，其努力目標是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保障；孫中山反復強調(diào)的是民族和國家，對新文化運動的價值核心不僅沒有興趣，而且竭力抵制。特別是對個人自由，他的態(tài)度可謂深惡痛絕。他認為中國人的自由已經(jīng)太多，所以不必再爭取個人自由。他說：“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么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國家，要這樣做，便要大家犧牲自由……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1]直到去世前夕，他在一次次演講和訓話中反復強調(diào)的仍然是：“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補課，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過反傳統(tǒng)以鏟除幾千年專制政體的文化根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已經(jīng)認識到，作為中國文化核心部分的儒學傳統(tǒng)與專制政治是相互適應的，在儒家學說基礎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觀念是中國專制政治的文化基礎，因此，要在中國實現(xiàn)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就必須徹底批判舊文化。孫中山的思想?yún)s與此恰恰相反。他認為：“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3]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無法容忍中國的政治傳統(tǒng)，因而在呼喚科學的同時呼喚民主、自由和人權。孫中山卻說：“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zhì)文明。……我們現(xiàn)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于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于中國。”[4]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竭力批判舊道德，因為正是它以強大的力量扭曲著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制造著一具具僵尸。孫中山卻幾乎全盤接受了與專制政治相適應的道德觀念。他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xiàn)在受外來的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5]

　　由此可見，孫中山的思想在許多方面與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如果只是思想和學術上的一家之言，也許并不值得特別關注，但作為一個革命領袖，這些思想?yún)s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隨著革命高潮的掀起，孫中山的思想家喻戶曉，并直接影響著一代青年不自覺地背離新文化。

　　同時，重組后的國民黨在北伐過程中顯然受到了鮑羅廷等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們帶來的俄式極權主義思想和體制的影響。這樣，就使得國民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與五四新文化精神日益背道而馳。

　　因此，１９２７年蔣介石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后果非常復雜。對于北伐的勝利，任何否定都可能有失偏頗，但是，從文化上看，一個事實卻無法否認：新政權的建立沒有推進新文化的發(fā)展，而是直接和間接地帶來了舊文化的回潮和復辟。因為伴隨著新的政權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現(xiàn)的不是現(xiàn)代民主政體，而是一黨專政的非現(xiàn)代政體。為了鞏固其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國民黨不得不努力強化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控制。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新政權不是努力發(fā)展與民主制度相適應的新文化，而是努力弘揚與專制制度相適應的舊傳統(tǒng)。

　　也許，１９２７年之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回潮與蔣介石個人的儒家思想和民族主義傾向不無關系。大概無須進行詳細的考察就可以發(fā)現(xiàn)，蔣介石象孫中山一樣支持五四學生運動，卻對新文化運動不感興趣。原因非常簡單，五四學生運動可以被輕易地引向某種統(tǒng)治需要，而新文化運動卻與一切旨在統(tǒng)治的需要沖突甚多。作為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蔣介石反復強調(diào)的是國民的自信心，是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主義情緒。作為曾國藩的真誠崇拜者，他信奉儒家傳統(tǒng)，心儀宋明理學。因此，他一直埋怨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給予足夠的尊重，不贊成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西化態(tài)度。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盲目崇拜西方而丟失了民族的自信，認為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那一套不適合中國國情，而且使青年背離傳統(tǒng)、反抗權威，張揚個性，不講紀律，產(chǎn)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蔣介石是從根本上不贊同新文化運動的。他后來曾經(jīng)這樣說過：“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么？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它具體的內(nèi)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險了。”[6]因為這種認識，他一生中都無心推動新文化而有志弘揚舊傳統(tǒng)。

　　在沒有獲得統(tǒng)治權的時候，國民黨對新文化運動破壞偶像、反對權威、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尚能部分容忍，然而，當他們通過軍事手段獲得統(tǒng)治權之后，就難以容忍并要嚴加防范了。在２０世紀的中國，一切在骨子里與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的力量都對五四新文化抱有警惕，因而總是努力消滅它，或者巧妙地改寫它。新政權為了鞏固一黨專政的非現(xiàn)代統(tǒng)治秩序，試圖用三民主義統(tǒng)一人們的思想，用傳統(tǒng)道德整合人們的精神，并且夢想通過弘揚傳統(tǒng)文化而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實現(xiàn)思想和輿論的一致，而毫不顧及現(xiàn)代知識分子以人權為核心的現(xiàn)代文化理想。當然，南京國民政府對知識分子是重視的，新政權建立之后很快對教育部門給予了一系列優(yōu)惠，比如，不再拖欠薪水，提高教師工資，使大學教授的實際生活收入隨著幣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而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伴隨著物質(zhì)生活待遇的提高同時出現(xiàn)的卻是自由空間的萎縮。雖然國民黨沒有能夠把知識分子完全納入體制枷鎖，卻曾經(jīng)試圖通過政治思想工作而對其思想和言論進行限制，并且試圖通過學校教育灌輸黨派的私貨，使國家的教育事業(yè)為黨派的利益服務。

　　為了新的統(tǒng)治秩序的建立和鞏固，新政權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開動宣傳機器，拼命制造輿論，在全社會強化新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甚至利用群眾大會、游行示威、喊口號、貼標語等方式運動群眾，大造聲勢。黨的宣傳成為壓倒一切的聲音和不容質(zhì)疑的東西。在黨的控制之下，報刊受到控制，人們的言論自由空間急劇萎縮。二、實行黨化教育，強行灌輸某種思想和主義。機關學校都要做紀念周，學習“總理遺囑”。三民主義成了不容批評的金科玉律，雖然沒有寫進憲法要求國民必須堅持，卻借覺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強行灌輸，在公立的學校中培養(yǎng)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三、努力向傳統(tǒng)文化尋找資源，弘揚舊傳統(tǒng)，重振舊道德。中央宣傳部長親自撰文，要“由黨的力量來挽回風氣”，并且聲稱“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7]

　　這一切，不能不使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中國新文化面臨嚴重危機。

　　二

　　正當國民革命處于高潮的時候，魯迅來到廣州。他在北京受到壓迫，在廈門受到排擠，在革命的策源地廣州，卻受到熱烈歡迎，不僅文化教育界熱烈歡迎，而且國民黨要員紛紛拜訪和宴請，可謂熱鬧非常。這種情況極易使人產(chǎn)生好感并因之產(chǎn)生更多的認同。這對魯迅不能不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初到廣州之時，魯迅的確也曾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革命熱潮的影響，并對革命抱有熱望。但是，作為一個五四新文化的主將之一，他沒有成為國民革命的狂熱追隨者。因為他畢竟不是那些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青年，更重要的是，革命策源地廣州的思想文化是他不能認同的。雖然魯迅對孫中山一直懷有敬重之情，但是，他們之間在思想上距離甚遠。魯迅從來沒有正面批判過孫中山的思想，也沒有直接與國民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相對立，但是，從他到廣州之后的言行考察，便不難發(fā)現(xiàn)，他并沒有因為身處革命高潮之中就認同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而是仍然堅持著新文化運動的方向。

　　首先，仍然堅持反傳統(tǒng)的文化立場，致力于舊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他對革命的廣州在文化上的守舊深感不滿，因而開始在南方傳播新文化的火種。在《無聲的中國》中，他首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中國文字，認為正是它造就了一個無聲的中國：“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jīng)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在革命的廣州，人們都熟悉孫中山的“一盤散沙”論，但是，對于這“一盤散沙”的形成，魯迅的解釋卻完全不合于孫氏學說。孫中山認為是自由太多導致了中國人成為一盤散沙，魯迅卻認為原因在于“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而且，正是在這篇演講中，他再次反對調(diào)和折中論。“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diào)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diào)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老調(diào)子已經(jīng)唱完》中，他說：“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diào)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diào)子，還是沒有唱完。這是什么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直到今天，包括《魯迅全集》的注釋，都注明所謂“特別國情”是袁世凱的論調(diào)，其實，特別國情論也是孫中山、蔣介石等人的論調(diào)。魯迅卻繼續(xù)堅持對特別國情論的攻擊，并且一如既往地強調(diào)：“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其次，沒有迎合廣州的革命口號，沒有唱革命的高調(diào)，更沒有為革命策源地獻上動聽的贊歌。既是名人，他不能不參加各種活動，不能不到處演講，甚至無法拒絕種種革命桂冠。然而，他卻常常說一些煞風景的話，甚至因此而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他對革命口號和革命桂冠的確不感興趣，甚至聲稱自己從來不革命，而且害怕革命。這一切都顯然不合時宜，因為廣州作為革命的中心，正依靠狂熱情緒進行著革命的動員。在一次次演講中，他反復強調(diào)的是：現(xiàn)在的一切還是舊的，人們的思想還是舊的，文學也是舊的。他說：對于軍閥，已有黃埔軍官學校同學去打倒他了，但對于一切舊制度，宗法社會的舊習慣，封建社會的舊思想，還沒有人向他們開火。他批評廣州“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于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于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然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并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工會參加游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8]

　　其三，在當時的廣州，那些穿上了軍裝或挎上了軍刀的文學家們正在大講“革命文學”，魯迅對此沒有給予熱情的支持，而是常常潑一點冷水。魯迅反復講的卻仍然是文藝自身的特性，是創(chuàng)作的自由和自主。他講文學的“無用”和“無力”，甚至斷定革命的時代是沒有文學的。在黃埔軍官學校的演講中，他說了這樣一段話：“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系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于八股，在文學中并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9]

　　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魯迅對革命的認識更加清楚。以獨裁代替民主，以專制壓制自由，以群體壓抑個體，以所謂革命的主義代替自由的思想，這一切是一個堅持五四新文化立場的人所能容忍的嗎？考察當時魯迅的言論，可謂謹慎非常。但是，精神立場卻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確看了很多，也感觸甚多。比如，在Ｋ委員的眼里，“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策源地，連白話都視為異端；報刊成了宣傳工具，人的言論要符合革命的尺寸；否則就不能發(fā)表……如此情況下，談什么思想自由？談什么文學建設？魯迅對思想禁錮當然不能認同，因為他所向往的革命是推動文明向前發(fā)展，而不是讓人失掉思想的自由。在革命的廣州，魯迅沒有找到他所向往的自由權利。

　　他曾經(jīng)這樣敘述過自己的遭遇：“到后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并無力量，所以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于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10]在革命的廣州，一切都要服從革命的需要，所以文學“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11]對此，魯迅曾經(jīng)形象地描述道：“現(xiàn)在在南邊，只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在這種唯“革命文學”獨尊的文化氛圍中，魯迅看到，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語錄雖然是常見的標語，但仿佛已經(jīng)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大部分的人們的心里，是“革命已經(jīng)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jīng)成功或?qū)⒔�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于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12]刊物既然被主人翁看管，新聞出版的自由當然難以出現(xiàn)。

　　在革命之前，魯迅自己有一種解釋：在革命的時候，是沒有什么文學的。他大概也同樣認為，在革命的時候，是沒有自由思想的。但革命成功之后呢？魯迅看見了，也經(jīng)歷過了。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在燕京大學演講，開頭就說：“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么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就是反動……”[13]至于革命之后的文化走向，則是“革命成功之后，‘國術’‘國技’‘國花’‘國醫(yī)’鬧得烏煙瘴氣時”[14]

　　然而，對于魯迅來說，重大的收獲還在于他又一次看清了中國的革命，原來不過如此：“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于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并不當作什么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5]這顯然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希望的結果。魯迅曾經(jīng)為參加革命的青年而痛苦，甚至懷疑自己參與了制作“醉蝦”的勾當，然而，現(xiàn)實也使他更進一步明白了什么是革命家：“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著，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16]

　　三

　　新文化的危機還來自國民革命的另一個結果。

　�。玻澳甏�的中國社會已經(jīng)存在著嚴重的階級矛盾。下層民眾的生活苦難可以說是幾千年一貫的歷史事實，但在一般情況下，由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制約，苦難的大眾并不一定有足夠的“階級覺悟”，也不一定能夠?qū)е罗r(nóng)民起義那樣的翻身之舉。但是，國民革命的高潮卻象助長民族主義情緒一樣助長了階級意識的覺醒。

　　在此之前，一些知識分子因為接受西方觀念而深刻認識了社會的不公，開始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為大眾鳴不平，并試圖改變不平的現(xiàn)狀。比如早在五四時期，陳獨秀就在《貧民的哭聲》中寫道：“今天這樣捐，明天那樣稅，弄得民窮財盡，錢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辦了什么事？……養(yǎng)了議員去嫖賭，恭維督軍；養(yǎng)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債賣路礦得回扣；養(yǎng)了武官去殺人，搶劫，販賣煙土；養(yǎng)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貧苦的煙犯賭犯來罰錢�，F(xiàn)在的時代，還無人敢說政府官吏沒有什么用處�？上�他們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貧民的哭聲！”[17]劉半農(nóng)的《相隔一層紙》、《學徒苦》，劉大白的《賣布謠》、《田主來》，都鮮明地體現(xiàn)著階級意識，反映著貧富懸殊和階級差別。而它的目的顯然是指向社會平等，“生我者亦父母”的呼聲就是一種典型的聲音。在劉大白的《紅色的新年》等贊美俄國十月革命的作品中，大聲呼叫的也是“不公！不公��！不平！不平��！”。

　　革命高潮到來之際，情況完全不同了。由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孫中山等國民革命領袖們看到了工農(nóng)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fā)表的《宣言》中明確宣稱民族的解放事業(yè)“其所恃為后盾者，實為多數(shù)之民眾”。并且作出允諾：“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于贊助國內(nèi)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fā)揚國民之能力。”[18]這就在國民革命中為追求階級翻身的革命運動留有了廣闊的空間，使下層工農(nóng)大眾追求翻身解放的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尤其是廣東、江西、湖南等地，借著國民革命之勢，窮人進行了翻身的嘗試：“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fā)言權的人，現(xiàn)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他們發(fā)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紳家里，一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9]

　　就在毛澤東為農(nóng)民運動大聲叫好之時，國民黨的大多數(shù)卻對此不以為然，作為軍事最高統(tǒng)帥的蔣介石也不愿承認這種翻身的合法性。更為重要的是，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軍官們已經(jīng)無法忍受自己家中被搶、親人被殺的事實。他們的態(tài)度正如毛澤東在《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然而，抱怨并不能改變當時的革命現(xiàn)實。他們既然害怕得要死，就要采取措施。于是，無論是鄉(xiāng)村的農(nóng)民運動還是城市的工人運動，都轉眼間風平浪息了。手段當然是殘酷的，工農(nóng)運動的組織發(fā)動者們也受到了清洗和鎮(zhèn)壓。

　　當清黨運動使以階級斗爭的方式謀求翻身解放的行動失掉合法性的時候，一些從業(yè)文人不得不轉向文學運動。

　　在重返文壇的文人團體中，創(chuàng)造社的舉動尤其引人注目。當然，創(chuàng)造社的舉動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對于他們來說，“轉向”本是家常便飯。他們的轉向早就開始了，最先的轉變主要是從表現(xiàn)自我到表現(xiàn)社會、由主張抒情到主張寫實，也就是創(chuàng)作上從浪漫主義走向?qū)憣嵵髁x。這在當時實在算不了什么，因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們及其最先的主力軍一直進行著這樣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走向社會現(xiàn)實的同時紛紛投身于國民革命，而且在穿上軍裝之后就立即開始高喊“革命文學”的口號，號召文學青年“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20]其表現(xiàn)與五四時期截然不同。但仔細想來，這仍然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五四高潮中，創(chuàng)造社的人們并沒有進入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其主要人物甚至沒有讀過《新青年》。他們只是憑著朦朧的感覺和本能的沖動從感性的層面上應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破壞與創(chuàng)造的精神高揚起了個性反抗的旗幟，卻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缺少足夠的認識。盲目的追隨者在高潮過后轉身而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他們的轉向適應了國民革命的政治要求。然而，隨著１９２７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他們卻成了魯迅所說的“革命已經(jīng)成功的文學家”和“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之中的后者，被迫回到了文壇。

　　重返文壇的他們不但沒有走上五四新文學的道路，而是恰恰相反：一齊拿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主將們開刀，要徹底掃蕩新文學和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政治上應該是反對國民黨統(tǒng)治的，但在文化上卻與國民黨統(tǒng)治者保持著高度的一致，――都把五四新文化作為批判和否定的對象。他們否定魯迅，嘲弄胡適，掃蕩幾乎所有的五四作家。他們竭力否定文學革命的成就，猛烈批判五四新文學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對《新青年》集團和文學革命的開創(chuàng)者進行掃蕩。在他們看來，啟蒙是淺薄的，新文化運動是不合時宜的，“胡適之流”的叫喊“力竭聲嘶”，“其余一些半死不活的大妖小怪”不過是“跟著一齊亂喊”，新文化運動的“這些‘名流’完全不認識他們的時代，完全不了解他們的讀者，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貨色。”“他們不知道那時候的覺悟的青年已經(jīng)拒絕了他們的迷藥”。……面對五四新文學的中心北京文壇，他們認為是“一片烏煙瘴氣”，所以需要“十萬兩無煙火藥”。[21]他們認為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shù)是反革命的，他們的文藝都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藝。

　　他們發(fā)現(xiàn)了新的文學道路，認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選擇和五四新文學的精神取向已經(jīng)過時，繼之而起的將是無產(chǎn)階級的文藝。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已經(jīng)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zhàn)壘”，在這種形勢下，“誰也不許站在中間。你到這邊來，或者到那邊去！……克服自己的小資產(chǎn)階級的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著那齷齪的大眾！”[22]如果有人不愿接受他們的命令，或者堅守五四新文化的價值立場，他們就要“替他們打包，打發(fā)他們?nèi)?rdquo;，或者“踢他們出去”。[23]他們宣布：“不能和我們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就是我們的敵人！”“必須先把這些敵人打倒”！[24]他們從個人主義走向了群體主義，從輕視大眾走向崇拜大眾，因而不僅否定自我，而且否定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要求作家做一臺“留聲機器”。如果不愿響應他們的號召，他們的態(tài)度異常蠻橫，正如郭沫若在《英雄樹》中的回答：“那沒有同你說話的余地，只好敦請你們上斷頭臺！”

　　作為五四文壇上一個有影響的社團，創(chuàng)造社與太陽社一起，以這樣一種姿態(tài)開始對五四新文學進行一次再革命，對五四新文化進行猛烈的反叛與顛覆。毫無疑問，它從另一方面加劇了新文化的危機。

　　四

　　面對創(chuàng)造社和太陽社對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的挑戰(zhàn)，魯迅進行了反擊。他因此成為眾矢之的，成了“中國的DonQuixote”，“為布爾喬亞汜當了一條忠實的看家狗！”[25]甚至是“文藝戰(zhàn)線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Fascite（法西斯蒂）”。[26]面對圍攻，魯迅沒有退卻。他不斷迎戰(zhàn)和反擊，與之展開了長期的論戰(zhàn)。

　　在過去的歷史敘述中，人們往往從階級陣線著眼而努力抹殺他們之間的矛盾，或者由于思維方式的局限而看不到?jīng)_突的實質(zhì)，結果是使這場激烈論爭性質(zhì)模糊不清，焦點隱晦不明。直到今天，即使在一些“重寫”的現(xiàn)代文學史上，也仍然是一筆糊涂賬。那么，這場沖突的焦點究竟何在？其實，后人為適應某種需要或在種種限制之下做出的解釋遠不如當事人的感覺和認識更為可靠。鄭伯奇在《文壇的五月》中曾經(jīng)聲明：“這不是我們和魯迅的沖突，也不是創(chuàng)造社和語絲派的沖突，這是思想和思想的沖突，文壇上傾向和傾向的沖突。我們所批評的不是魯迅個人，也不是語絲派幾個人，乃是魯迅與語絲派諸君所代表的一種傾向。”郭沫若在《“眼中釘”》一文中也曾辯解：“他們批判魯迅先生，也決不是對于‘魯迅’這一個人的攻擊。他們的批判對象是文化的整體，所批判的魯迅先生是以前的‘魯迅’所代表，乃至所認為代表著的文化的一個部門，或一部分的社會意識。”應該承認，這些話是不錯的。他們的確不是批判魯迅個人，而是批判一種文化傾向，這傾向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傾向。同時，魯迅的抵抗和還擊也并非僅僅出自私怨，而是守護一種文化傾向，這傾向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傾向�？疾炱涿�盾沖突，挑戰(zhàn)者的進攻和守護者的抵抗都緊緊圍繞著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交鋒之點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一是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亦即五四文學以人為中心的人道意識；二是現(xiàn)代啟蒙主義，即以改造國民性為標志的現(xiàn)代啟蒙立場；三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知識分子話語的獨立性。

　　挑戰(zhàn)者們否定魯迅，首先因為魯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們在魯迅的文章中看到的是“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wèi)著自己”，看到的是“人道主義者的裸體照相”。[27]他們說魯迅的文章“暴露了知識階級的厚顏，暴露了人道主義的丑惡”。[28]由此可見，在他們眼里，人道主義不僅是淺薄的，而且是丑惡的。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場上，這種觀點當然難以接受。魯迅并不贊成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但是，他不能容忍對人道主義的簡單否定。所以，當挑戰(zhàn)者稱托爾斯泰是“卑污的說教人”時，魯迅在《“醉眼”中的朦朧》中說：“惟有在中國特別，知道跟著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污的說教人’了，而對于中國‘目前的情狀’，卻只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著烏云密布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nèi)フ�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rsquo;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

　　挑戰(zhàn)者們反對個人主義，強調(diào)一切必須服從組織，聽從“時代”的命令。他們認為個人主義早已是一種腐朽的思想，象自由、民主一樣屬于腐朽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而魯迅卻“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者”，而不愿接受集體化：“‘因為我喜歡’，所以我要反抗，這不是革命黨人的態(tài)度，這是個人主義的小資產(chǎn)階級者的丑態(tài)。……他的出發(fā)點，不是集體，而是個人，他的反抗，只是為他個人的反抗。雖然有時也為著別人說幾句話，我們?nèi)艄�細細地考察起來，究竟是拋不開‘我’的成分的”[29]他們說魯迅倔強，任性，固守己見而不認錯；說魯迅沉迷于自由思想，說魯迅仍然固執(zhí)于淺薄的人道主義，等等，應該說都是不錯的。問題在于這正是魯迅堅持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向。作為新文化的承載者，他不能不高度重視個人的自由，執(zhí)著于把人從各種迷信和依附中解放出來的啟蒙工程。因此，他對依靠某種政治勢力或者軍事勢力而大喊革命文學口號不以為然，對以群體的名義剝奪個人的權利的確有點害怕。他一方面提醒人們注意“筆下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的人們與“指揮刀”的關系，一方面發(fā)出如此的感嘆：“中國卻有此例，竟會將個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謂個人性），個人主義即利己主義混為一談，來加以自以為唯物史觀底申斥，倘再有人據(jù)此來論唯物史觀，那真是糟糕透頂了。”[30]

　　挑戰(zhàn)者們反對自由思想，批判知識階級或是小資產(chǎn)階級。他們指出：“魯迅把自己的小資產(chǎn)階級的惡習性完全暴露了出來，小資產(chǎn)階級的任性，小資產(chǎn)階級的不愿認錯，小資產(chǎn)階級的疑忌……魯迅所以陷于這樣的狀態(tài)之中，我們也可以說完全是所謂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結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結果只有徘徊，所謂自由思想在這個世界上只是一個騙人的名詞，魯迅便是被騙的一個。”[31]在他們的眼里，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都是應該批判和否定的。魯迅卻仍然堅持自由的思想，反對任何思想專制，守護著現(xiàn)代知識分子獨立地自由表達思想的權利。即使翻譯蘇俄文藝理論的主張，也是“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于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么，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32]關于挑戰(zhàn)者們反復攻擊的所謂“小資產(chǎn)階級”，魯迅說：“中國，據(jù)說，自然是已經(jīng)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并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在哪里呢，連‘頭’也沒有，那里說得到是‘抬’。”[33]

　　挑戰(zhàn)者們認為阿Ｑ時代已經(jīng)死去，大眾已經(jīng)不需要啟蒙，所以強調(diào)作家放棄知識分子的啟蒙主體地位而充當大眾的留聲機器。他們認為時代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資本主義已到了它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zhàn)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nóng)工大眾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34]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農(nóng)村零落了，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特（Proletariat）發(fā)生了。誰人能說中國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禮教之國？”[35]與此同時，他們認為“現(xiàn)在的中國農(nóng)民第一是不像阿Ｑ時代的幼稚，他們大都有了很嚴密的組織，而且對于政治也有了相當?shù)恼J識；第二是中國農(nóng)民的革命性已經(jīng)充分的表現(xiàn)了出來，他們反抗地主，參加革命，近且表現(xiàn)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實行革起命來，決沒有像阿Ｑ那樣屈服于豪紳的精神；第三是中國的農(nóng)民知識已不像阿Ｑ時代農(nóng)民的單弱，他們不是莫名其妙的阿Ｑ式的蠢動，他們是有意義，有目的的，不是泄憤的，而是一種政治的斗爭了。”[36]那么，《阿Ｑ正傳》當然過時了，它“是寫給愚蒙看的，那么就請它到愚蒙那里去吧，我們這兒已不再要它。我們這兒要革命文學了，要無產(chǎn)階級的文學了。”[37]既然阿Ｑ時代已經(jīng)過去，而且阿Ｑ已經(jīng)覺悟，當然不再需要啟蒙主義。所以，按照錢杏村的說法：“魯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盡頭，再不徹底覺悟去找一條生路，也是無可救濟了。”[38]魯迅卻不承認阿Ｑ時代已經(jīng)過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堅持啟蒙立人之路。他在同一期《語絲》上同時發(fā)表《扁》、《路》、《頭》、《通信》、《太平歌訣》、《鏟共大觀》等一系列文章，其顯著的主題是揭露現(xiàn)實的黑暗和民眾的愚昧，提醒人們：阿Ｑ的時代真的過去了嗎？阿Ｑ真的已經(jīng)覺悟？在《鏟共大觀》中，他說：“我們中國現(xiàn)在（現(xiàn)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眾，其實還不很管什么黨，只要看‘頭’和‘女尸’。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jīng)目睹或耳聞了好幾次了。”在《太平歌訣》中，他說“看看有些人們的文字，似乎硬要說現(xiàn)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這樣的市民，黎明也好，黃昏也好，革命者們總不能不背著這一伙市民進行。雞肋，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就要這樣地牽纏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在《文藝與革命》中，他說：“現(xiàn)在所號稱革命文學家者，是斗爭和所謂超時代。”“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xiàn)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條路的。身在現(xiàn)世，怎么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著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

　　挑戰(zhàn)者們以無產(chǎn)階級的文學使者自居，自以為代表著新的時代，并且完成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超越，魯迅卻看到了假冒偽劣，看到了新商標下的舊貨色，毫不留情地揪出了他們新制服下面的老辮子。在〈路〉中，他曾尖銳地諷刺說：“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chǎn)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并未派遣。這車夫的本階級意識形態(tài)不行，早被別階級弄歪曲了罷。另外有人把握著，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尋，在客店里尋，在洋人家里尋，在書鋪子里尋，在咖啡館里尋……”因為在他看來，在這些地方尋找出來的決不是無產(chǎn)階級的文學使者。在《文壇的掌故》中，他又說：“向‘革命的知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聲，卻不肯吃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偽，并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所抄襲來的‘陰陽臉’，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的為他們自己寫照……”在《我的態(tài)度氣量和年紀》中，因為對方提到了林琴南，魯迅寫道：“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chǎn)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為人生的藝術，都諱言黑暗，棒喝主義者與共產(chǎn)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個證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關鍵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這一階級將被‘奧伏赫變’，及早變計，于是歸根結蒂，分明現(xiàn)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為‘老頭子’如此，是不足慮的。他總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還像他的東拉西扯。”

　　關于魯迅對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態(tài)度，后來的評論也遠不如當事人當時的感覺更為準確。在《創(chuàng)造十年》中，郭沫若這樣寫道：“在這兒魯迅先生又不費力地把創(chuàng)造社來和《論衡》派、鴛鴦蝴蝶派歸為了一類，而使文學研究會承繼著《新青年》和《終身大事》的正統(tǒng)。似乎創(chuàng)造社之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新敵’，是因為該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我們的魯迅先生自始至終是要把創(chuàng)造社的幾個流氓打進阿鼻地獄里去的。在未革命之前他們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們還是流氓痞棍！”[39]

　　考察這場沖突，我們不難看到，雖然矛盾復雜，但的確帶有新舊文化沖突的性質(zhì)。挑戰(zhàn)者以最激進的面貌出現(xiàn)，似乎實現(xiàn)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超越，要把文學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即所謂“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事實上，他們卻陷入了一種貌新而實舊的境地：他們反對的所謂“舊式的作家”，正是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先驅(qū)；他們所反對的所謂“舊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現(xiàn)的新思想。這些激情滿懷的年輕人自以為超越了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卻沒有意識到他們以最激進的面貌出現(xiàn)，努力復活的卻是舊傳統(tǒng)。

　　進入３０年代之后，魯迅參加了左聯(lián)，但是，并沒有因此而放棄對五四新文化的守護。他加入左聯(lián)之后的矛盾和痛苦，與左聯(lián)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他雖然置身于左聯(lián)之中，卻仍然不愿放棄新文化運動中確立的現(xiàn)代性的文化目標。就整個新文化陣營的格局看，３０年代的魯迅已經(jīng)站在一個極地之側，但是，正是在這個邊緣之處，魯迅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抵抗了各種對新文化的侵襲，頑強地守護著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和來之不易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話語空間。------------------------------------------------------------------------

　　注釋：[1]《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Ｐ722-723。[2]《黃埔軍校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版，Ｐ223。[3][4][5]《三民主義》《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Ｐ666，Ｐ666－667，680。[6]《哲學與教育對于青年的關系》，此處轉引自周策縱《五四運動》，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版，Ｐ474。[7]參見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2卷10號。[8][9]《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10]《三閑集·在鐘樓上》[11][12]《而已集·扣絲雜感》。[13][33]《三閑集·現(xiàn)今的新文學的概觀》。[14]《三閑集·皇漢醫(yī)學》。[15]《而已集·小雜感》。[16]《三閑集·通信》。[17]《每周評論》第19號。[18]《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591－592。[19]毛澤東《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20]郭沫若《革命與文學》，1926年4月《創(chuàng)造月刊》。[21][22][34]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1928年2月1日《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9期。[23]《打發(fā)他們?nèi)ァ罚?928年5月《我們月刊》創(chuàng)刊號。[24]王獨清《祝詞》，1928年5月《我們月刊》創(chuàng)刊號。[25]李初梨《請看我們中國的DonQuixote的亂舞》，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四號。[26]杜荃（郭沫若）《文藝戰(zhàn)線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10日《創(chuàng)造月刊》第2卷第1期。[27]馮乃超《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wèi)著自己？》，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4號。[28]成仿吾《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創(chuàng)造月刊》1928年5月。[29]錢杏村《朦朧以后》1928年5月20日《我們月刊》創(chuàng)刊號。[30][32]《三閑集－文學的階級性》[31]錢杏村《死去了的阿Q時代》，1928年3月《太陽月刊）[35]馮乃超《藝術與社會生活》，1928年1月《文化批判》創(chuàng)刊號。[36]錢杏村《死去了的阿Ｑ時代》）[37]朱彥《阿Ｑ與魯迅》1928年10月《新宇宙》創(chuàng)刊號。[38]錢杏村《死去了的魯迅》，原載《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一卷，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7月初版。